日升之屋
清晨時分，庭院還裹在霧里，陳蔚青坐在窗邊，披著一件淺灰的呢絨斗篷。
她的手指停在一封剛剛拆開的信上，信紙邊緣已有些卷起，是兩周前從上海寄來的，郵局今天才送到。
她一眼認出那熟悉又跳脫的字跡——“蔚青姐，我這回是真的要演主角啦！”信寫得熱烈，幾乎每一句都在跳躍，像她那個人一樣，一邊用力地朝前奔跑，一邊喊著“你快看我，我做到了！”“我試裝那天，導演一直皺眉，我以為要黃了，結果他說：‘還不錯。
’你知道嗎，他說‘還不錯’的時候，我差點哭出來……我真的以為我不行了。
”“拍攝延期了一天，我在服裝間等了一個下午。
隔壁有幾個姑娘在換戲服，說我長得像她們的親戚，一個日本人。
你說奇不奇怪？我從小就有人說我長得不像我們家，可我還是覺得我就是這里的人。
”“這幾天忙到連飯都顧不上吃。
但我不覺得累。
你說我是不是太蠢了，連累都不敢覺得？我就是想演完這場戲……然后寫信告訴你：我做到了。
”“我知道你忙，我知道你可能收不到這封信——但我還是寫了。
”“我會一直寫的。
”信的最后一行停在紙角，像她說完話，站在舞臺中央笑著鞠了一躬。
陳蔚青的指尖停在那一行“我會一直寫的”上，忽然覺得有什么東西鈍鈍地敲在心口。
她笑了笑，突然想起她前兩封信都沒回——這幾個月發(fā)生了太多的事，但這封信一定要寫回信了，要恭喜她拿到了。
想起她在校慶上演的瑪麗婭……她忽然站起身，跌跌撞撞地跑出屋子，像是想沖出這個不該存在的清晨。
她甚至不記得自己有沒有穿鞋。
仆人在門口喚她，她充耳不聞。
風在耳邊呼嘯。
冬天的南州沒有雪，卻冷得刺骨。
她一路跑到后院樹下，腳一頓，整個人忽然就跪了下來。
她抱著那封信，像抱著一個小小的靈魂，喉嚨發(fā)不出聲音，眼淚卻止不住地流。
不是嚎啕，不是大哭，只是一種仿佛撕裂臟腑的安靜的、無法反駁的悲傷。
她不知道她是坐在地上哭了多久，只知道回過神來幾個女仆已經攙著她把她放回了床上。
她緩緩起身，把信紙抹干，重新折好。
“對不起。
”她輕聲說，“我來晚了。
”那之后的事，她幾乎記不清了。
她只記得自己像一團脫了線的布，躺在床上，四周安靜得可怕。
屋外的風敲著窗紙，卻一直敲不進來。
她一直盯著天花板，連眼都不敢閉——只要一閉上，就看見簡在信里朝她笑。
“我這次真要演主角啦！”可是蔚青連這個她要演主角的戲的戲名都不知道。
后來據沈時硯說，羅熾南當天就把工作辭了，買了一張去上海的船票，沒人攔他，也沒人敢攔他。
但三天后，他就回來了。
那天黃昏，女仆來報，說“羅先生來了”。
她一時沒反應過來——“誰？”。
但下一刻她就明白了。
她穿好衣服下樓，看見羅熾南正站在門口，整個人像是風吹久了的老木頭，面頰瘦了一圈，眼窩凹陷，胡子拉碴，手里拎著一個幾乎空的布袋。
他沒有帶回任何行李，也沒有帶回什么“結果”。
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像是從上海那個巨大的絞肉機里，空手逃回來的人。
“她……是在法租界租的小房間。
”他說，“那晚拍完試鏡，劇組說導演請吃飯，她沒去。
她說——如果這個角色是靠陪酒換來的，那她寧愿不要。
”他說得很慢，每一句都像是在拔自己一根骨頭。
“后來她被臨時換了角色。
本來是女主角，結果只給了個連臺詞都沒幾句的邊角戲。
她去后臺問是為什么，有人指著她笑，說——‘你以為你是誰��？一個雜種，還想當女主、還敢拿架子？’”他低著頭，嗓音像從地底擠出來的。
“他們還說：‘你這樣誰會讓你拍戲？一點規(guī)矩都不懂。
’”他頓了頓，哽咽了。
“那場戲是在一座仿舊茶樓里拍的，她要從三樓走下那段外挑的木梯，戲里安排她端著茶托走得飛快，好讓鏡頭能‘一氣呵成’。
但她就這樣……就……摔了下去。
”“據說她是分了神。
導演在一旁催場，副導在喊‘快點’，她看了一眼攝影機那邊，聚光燈正對著她臉，那是她換角以后為數(shù)不多的鏡頭……她沒站穩(wěn)，腳下一滑，整個人就倒下去了。
”他終于抬頭，眼神死死盯著前方。
“她落地那一刻，攝影機還在拍，燈還沒滅，所有人都在看，但沒人，從頭到尾，整整三大欄，像一份沉默的回響，又像一場無法終止的控訴。
文中并未提到名字，也沒有直接描寫，但字里行間早已把真相寫得清晰：一個南州來的女孩，在上海的聚光燈下試圖成為“被看見的自己”，卻在夜色中墜落于無聲的街角。
她是演員，是碼頭的孤兒，是工人，是工人的妹妹，是一個什么也不確定卻仍愿意奔跑的人。
文章最后一句是：“她還是一個有天賦的作家，她說：‘我會寫的！’。
我們卻沒能為她留住一條可以寫下去的路。
”陳蔚青坐在印報間時，天還沒亮，機器轟鳴聲蓋過了心跳。
她盯著紙張一頁頁吐出，看著自己一字一句地印在那些墨香未干的頁上，忽然覺得自己像個盜火者，偷來一點光，卻遲了一步。
那是婉芝離開后，她——《一個不該死的人》。
永豐紗廠后面的倉庫門半掩著，墻上貼著一張粗糙的手繪標語：“工人夜�！た谷战洕x本·今晚八點”。
紙面被雨水打濕又風干，邊角卷起。
羅熾南在倉庫里搬紙箱。
箱子里裝的是新印好的工人勞動法小冊子和一疊疊未經審查的傳單——全是學生們自發(fā)印刷的。
他親自盯了油印，從配紙、校對到最后的分發(fā)，一絲不茍。
黑市上的人勸他別太沖：“你還真把你自己當工人了。
”他說：“那不然呢？我不是工人，還能是什么？”夜校剛散，他把剩下的冊子一捆一捆裝進袋里，遞給幾個年輕工人：“你們往白石橋送，別走主街，繞后巷。
”他語氣平穩(wěn)，不緊不慢，像早已習慣。
那幾個工人接過袋子，有個年輕的偷偷問：“哥，你以前真是…混黑市的？”他沒應，只抬頭看了他一眼，像是笑了笑，又像沒笑。
晚上十點，廠區(qū)樓頂。
風很大，他站在邊緣的位置，身后是層層鐵皮房頂，腳下是南州冬夜的燈火。
他一邊看著那份報紙，一邊一支接一支點煙。
風把火光吹得忽明忽暗，像記憶里破舊戲臺上的燈。
有個老工人走上來，把圍巾裹緊了些：“熾南，你在看什么？”他沒回答，把報紙對折，折得整整齊齊。
老工人看到上面那個標題——《一個不該死的人》。
“……你認識寫這報紙的人？”老工人問。
羅熾南站了一會兒，終于低聲道：“不止。
”沈時硯捧著那份報紙坐了許久。
他沒有立即讀，只是一遍一遍地撫過那行字——“一個不該死的人”。
讀完后，他什么都沒說，把報紙對折收好，夾進了他筆記本最內頁。
他去鍋爐房里看了看那臺沉默已久的機器。
他沒開燈，就這樣站在鍋爐房的黑暗里，站了一夜。
幾周后，陳宅前廳響起越洋電話鈴聲。
阿鳳慌慌張張跑上樓，說：“小姐，是巴黎那邊，說是黎小姐……”陳蔚青接起時，電話那頭先是一陣嘈雜——像是穿越了海底的風暴，然后，一個帶著哭腔的聲音從電話線另一頭擠出來：“蔚青……我……我收到了那張報紙，還有……那些信和遺書……”是婉芝。
她聲音哽咽得快說不出話，只一遍遍地說著：“對不起，對不起……”“我不在，我不在她身邊……”她帶著哭腔的聲音忽高忽低，“我不該…我不該鼓勵她去演電影…不該…”她哭了整整五分鐘，陳蔚青一句話沒插，仿佛只是一具接聽器。
最后，那頭突然傳來另一道說著法語的男聲，然后是蹩腳的中文：“時間到了”。
話還沒說完，長音嘟的一下，電話就被切斷了。
陳蔚青站在電話前，沒挪動一步，像一塊石頭一樣，一直站在原地。